本文是先生的二弟杨振平于上世纪末所写的回忆著述《父亲与老大》。他深情回忆了兄长杨振宁和父亲杨武之的多少家庭私务。虽是正常琐事，但杨振宁的个性和志趣已跃然一二，为咱们了解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提供了新的视角。
撰文 | 杨振平
1922年阴历八月十一日，老大出身于安徽省合肥县，父亲那时在安庆 (怀宁) 教中学，老大的名字就取为振宁，“振”是咱们杨家这一代的共闻明，是“家、邦、克、振”的终末一个字。
1928年，父亲刚从好意思国留学回国，任教于靠海的厦门大学数学系。他、母亲和六岁的老大常去海滨散播。许多孩子们皆在捡蚌壳。老大挑的贝壳陆续很细腻，但多半是极小的。父亲说，他以为那是振宁的不雅察力不同于常东谈主的一个阐述。
振宁生来是个“左撇子”。在中国传统不雅念里，“左”是概略瑞的。孩子生来右倾，至少用箸、握管得换成右手。母亲费了一番元气心灵把老大吃饭、写字改成右手，但是他打乒乓、弹弹子、扔瓦片，仍旧天然地用左手。因为东谈主的左脑戒指右手，而右脑戒指左手，我陆续在想，他自后异乎寻常的成立也许和双方脑子同期欺诈商量系。
父亲陆续跟老大讲历史、科学，况兼提到诺贝尔奖金。童年时的振宁曾说他未来要得到此奖。父亲那时以为这是孩子的无知鬼话。岂知廿年之后，从前儿时戏言竟成事实。1962年父亲在日内瓦跟我拿起这事的技术，我还以为他有一种玄妙的幸运感。
父亲早在1934、1935年就也曾在老大的像片背面写了“宁儿似有异禀”。读书对振宁是很不而已儿的。他七岁就进了小学三年级。一般孩子以为读书是苦事，他则正好相背，他生来就有极强的好奇心、狂暴的不雅感。是以他对许多东西皆有酷好，在引导方面他会滑冰、打冰球、打墙球和骑自行车。
从1929到1937年，父亲任教于北平清华大学数学系。咱们家就住在清华园教职员寝室里。老大和一群年岁相当的教职员子弟骑车在清华园到处跑。他说他们陆续从孤高台场所的坡顶上骑车冲下来，在一座莫得雕栏而只用两片木板搭成的小桥上飞奔而过。车行急速，十分过瘾。多年以后，上了年岁的他说，回顾起来，那是极危急的事。
那时，清华大学生物系有成排的大金鱼缸。每当这些缸给搬走去算帐的技术，年青的孩子们就趁便来练车。在每两行缸之间有一条砖砌的沟，约有两寸深，六七寸宽。这些小伙子就沿沟行车。老大技俩更多，常把四岁的我载在他和把手之间的小座位上行驶。一次不巧幸运颇乖，不知何如回事摔了一大跤，我的左额撞上了沟边，开了一个大口子。老大连忙带我先去病院把血止住，伤口钳好，然后带我回家给我吃资产酥，哄我不要告诉爸爸姆妈。60多年前的事，我的印象已运行污秽，只谨记资产酥是在不寻常的技术才吃的。那次老大简略挨了一顿骂。
振宁比我大8岁，因为他学力极强，从学龄算来，要长我10岁。1938年，他才16岁，念完云南昆明昆华中学高中二年级以后，就以同等学力的阅历考进了由北大、清华、南开聚会构成的西南聚会大学。当年寰宇参加考验的东谈主有2万以上，老大是榜上第二名。
咱们家那时有一面黑板。爸爸和振宁陆续在黑板上征询数学。黑板上画了许多几何图形和好些奇奇怪怪的象征。他们还常拿起“香蕉” (“相交”是几何名词)，和有音乐声调的“钢笛浪滴” (Comptes Rendus是一份法国粹术杂志)。童年的我，对这些高妙的学问就运行有了好奇心。
老大颇爱唱歌，不论是在校园步辇儿，如故在家里作念作业，老是要高声地唱中国歌、英文歌。他的弟妹们听来听去，把他常唱的歌也全学会了。奇怪的是有几首中国歌，除了他和父亲除外，我从来莫得听别东谈主唱过或拿起。[1]有一次，有一个老大的一又友问一个同学：“你认不虞志杨振宁?”“杨振宁？杨振宁？哦，是不是等于讴颂得很从邡的阿谁东谈主？”
初中的技术，败兴起来就怕就大开老大高中时的国文教材，谨记在李白的《将进酒》长诗后头有他写的几个字：“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销永劫愁！迷漫！”多年以后我问他何如会把王维的《渭城曲》的一句和李白的《将进酒》的一句凑在一齐，他说那是父亲当年在安徽某小城的一个酒家看到的一副对子。
老大进了大学以后运行念古典英文竹素，如《可怜世界》[2]、《罗娜东》[3]和《终末的莫希干东谈主》[4]。他陆续一面看一面翻译出来讲给弟妹们听。每天讲一小段，像从前中国的评话东谈主相同。咱们不但听得饶有酷好，而且上了瘾，每天吃完晚饭就吵着要他评话。可惜他有一个大波折，在一册书还没讲完之前，他就照旧运行讲第二本书了。这么把四五本书的后半段皆悬在半空，把咱们吊得好痛心。
父母亲闹意见也时有发生，有一次两东谈主大吵，老大着实看不外去，就说如斯吵法有失体统。父亲听了甚为恼怒，痛骂了老大一顿。那时家里父亲颇具威严，老大竟然敢正面品评父亲，让咱们相当佩服。
父亲来去颇广，他有许多一又友。谨记他有两三个中学同学，历程昆明，父亲请他们到家里吃饭。这几个东谈主又抽烟，又高声咳嗽，又常吐痰，去向颇粗莽，老大看了很不入眼。来宾走后，振宁就跟父亲示意对这些东谈主的意见。我的印象是父亲震怒，这是老大和父亲苟且的又一次。
父亲年青的技术读书极度雅致。他的课外看成也颇多。他会吹箫，学过唱中国戏，会下象棋、围棋。在北京高师读书的技术，如故校网球队队员。他对围棋尤其疼爱，在云南昆明时，家里有一副“云南扁”棋子。他陆续和棋友晚饭后棋战，我就搬个小板凳坐在摆布看，老大和我很天然地皆学会了下围棋。
老大的酷好比父亲更广。他下军棋、海外象棋、跳棋和日本“将棋”，此外他对数学小问题、逻辑问题、桥牌也很来劲儿。我也随着他搞。他棋瘾来了我等于他现成的敌手。起初我莫得相同是他的敌手。当我进初二的技术，徐徐能阻截两下子。在他快离开昆明去好意思国的技术，我照旧在泰西跳棋 (Checkers)上和他旗饱读相当，偶尔还能赢两盘。到好意思国以后，咱们很少住在吞并城市。在50年代过年过节时还常下泰西象棋和围棋。1962年我去日内瓦前父亲来信嘱咐我不要健忘带围棋。我到日内瓦的第一天晚上，父亲就让我画了一张棋盘。多年没和父亲棋战，他说咱们棋战要按照“四番胜约”的礼貌：一方多赢四盘，让子数就增多或减少一子。咱们运行第一盘是父亲让我五子，不久后降为四子，继而降成三子，我正在兴高气昂，忽然父亲棋势转劲，让子数由三而四，由四而五。到咱们快离开日内瓦时，他已让我七子，比我在国内时还多两子。我颇为扫兴，据他说我的棋如故很“屎”。60年代以后，老大公务转忙，咱们就很少棋战了。
老大书念得很好，他在中学、大学、研究院就照旧小闻明气。我很明晰地谨记，在他离开中国去好意思留学曩昔，不少东谈主就以为他的未来一定是有大成立的，他也颇有自信心和大志。父亲也曾说：“振宁是90分以上的学生，振平是80分以上的学生。”当今看来，他对老大估价太低，而对我估价太高。1945年老大去芝加哥念研究院，谨记每次家里收到他的信，就有三项事值得欢悦。第一是他的学业进展，第二是他给弟妹的一些有趣的小问题，第三是信封上的好意思国邮票。他简略是一盏明灯，在远方的太平洋此岸发着光彩，给在中国的家东谈主以无穷的饱读动与盼望。和他同期从清华留好意思在芝加哥大学念生物的他的好友凌宁，有一次写信给父亲说：\"振宁读书比别东谈主跳跃一头一肩。”[5]
1948年，我来好意思国进布朗大学 (BrownUniversity) 读工程，老大那时刚从芝加哥大学拿到博士学位，留校担任讲师。他月薪才375元，就分给我三分之一，供我每月的宿膳费。他对我的护理不像是哥哥护理弟弟，而像是父亲对男儿的关心。这小数米尔斯[6]也跟我拿起，他说：“富兰克对我就像一个父亲。”
1951年圣诞节我去普林斯顿老人人度假，他那时刚证明了“杨-李圆圈定理”[7]。我大学尚未毕业，数理基础皆不很强，他酷好极高地跟我讲圆圈定理。固然我完全不懂他说什么，但是他的极点的焕发给了我一个不能淹没的印象。
他说他在这个问题上苦念念良久莫得收尾，也曾去问过普林斯顿高档学术研究院名数学家纽曼[8]西席。纽曼亦不知若何措手。六星期以后，他终于贬责了贫瘠，得到了全部证明。他还说：“这恐怕将是我一世中能证的最好意思的定理。”多年以后，我拿起他的这句话，他照旧完全不谨记了，可能是因为他作念了更热切更好意思的使命。
1957年，老大和获诺贝尔奖。斯坦伯格[9]曾告诉我，当他和振宁在芝加哥大学同是研究生的技术，振宁的学识就照旧和西席差未几了。我在1957年也转学物理。几年之后，看懂了“杨-李圆圈定理”才知谈其中奥秘，也同期嗅觉到这个定理不是我的才能能证明的。
1965年，我和振宁同作念研究使命，发现了他的三个特色：第一是当碰上了艰巨的问题，他会想出各种设施去拼凑。一天之内，他就能从四五个不同的起点去探讨。我呢，陆续是两三天还不一定能看出一个新的苗头。他问题一合手得手就随时在想，握住地去揣摩。有一次他和记者言语，曾说他的不少有趣的主义是在刷牙的技术冒出来的。有一个牙膏公司以至问老大是否不错把这个刷牙和念念考的联系用在告白上。他对物理有不寻常的第一感，这天然和他的禀赋商量。他的整年累月的对各种物理问题、数学问题和其他使他发生酷好的别的方进取的问题的琢磨，也使他的劝诫变得既深又广。这与他的念念想的纯真和琢磨问题的周至是有一定的连带联系的。第二是他的数学方面的学问颇广，而且若是在物理问题上需要的话，他会很甘愿很快地去学新的数学。这使得他对照旧酿成数学问题的物理问题有很强的推能源。
第三是他选择问题和研究设施陆续具有“好意思”[10]的色调。他一世中最热切的使命是在“步骤场”方面。这是和极好意思的数学“微分几何”和“群论”连在一齐的。
父亲一世不欺暗室，待东谈主极为厚谈，有很深的民族感，陆续跟咱们讲中国历史。我没进中学就对中国历史的悠远和历史上的热切东谈主物有了许多意志。他以为对国文的背诵很热切，直到当今我还能背好几首诗和词。
1960年和1962年，他和母亲去日内瓦跟老大一家和我聚会。这是父亲和振宁在老大出洋以后的第二、第三次碰头。第一次是在1957年，父亲光棍带病去日内瓦和老大、大嫂及光诺碰头。这几次聚会，父亲把新中国的情形能干地先容给老大，这给老大对新中国的印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时中国科学需要东谈主才，父亲但愿能争取照旧在物理学界成名的老大回中国。老大固然止境甘愿替中国事业，但是以为中国那时的情况不利于他个东谈主的学术进展。且归之后，科研使命很可能出现停滞。他才40岁，若是赓续在好意思国作念研究，未来对中国的作用和增进中好意思科学界的联系恐怕会更有用果。父亲对男儿的见识也以为有些意念念，因此他神色上有点矛盾。他和老大也曾有屡次申辩，最终父亲没能劝服振宁。
从三十几年以后的今天看来，老大的见识是完全对的。杨-巴克斯特方程，和他跟吴大峻作念的步骤场和纤维丛的联系的使命皆是60年代和70年代的研究后果。这两项使命不但使他成为现时物理学界巨擘，而且鼓动了许多半学方面的有趣发展。父亲若是还活着的话，一定会感到止境焕发与自恃。70年代以后，振宁的知名度活着界数理学界大增，他在香港替中国大专学校募捐资金，为中国粹者创造在好意思国作念研究的契机，又在物理杂志上撰文为前一辈的中国物理学者的使命进行平允的评价，使他们的孝顺让物理学界有正确的意志，这些看成皆有权贵的成立。一言以蔽之，他给中华儿女带来了荣耀与光彩，替中国粹界作念了颇多的事，同期在数学物理的限制里创造了不灭的得益。
这等于我的老大，但是他不仅仅我和我的弟妹的老大，他亦然咱们民族本家的老大！
注目
[1] 例如说，有首歌名《燕》,\"燕、燕、燕，别来又一年，飞来飞去……”\"还有一首歌名为《中国男儿》,“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太空……”
[2] Les Miserable，是法国大文体人人雨果的名著。
[3] Lorna Doone.
[4] The last of the Mohicans，是好意思国作者的作品。
[5] \"Head and shoulders above the others.\"
[6] 米尔斯(Robert Le Mills)是“杨-米尔斯场”的另一作者，他曾说：“Frank was like a father to me.”富兰克是老大取的英文名，这是他读过好意思国建国功臣富兰克林传之后慕其东谈主而因其名。
[7] C.N.Yang, Selected Papers (Freeman Co.1983),p.14.
[8] John von Neumann 是计较机始祖，普林斯顿50年代的计较机即名为Johniac。
[9] Jack Steinberger，1988年获诺贝尔奖。
[10] 英文是elegance。
本文作者杨振平，是杨振宁西席的二弟，好意思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博士，现任好意思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物理系西席。本文经授权选自《晨光集》（增订版），原载《杨振宁传》(第五版)，复旦大学出书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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